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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是德国图宾根大学民族学和民俗学教授,其著作《科技世界中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 IN A WORLD OF TECHNOLOGY, translated by Elke Dettmer,
1961)是研究当代社会变迁对民间文化影响的开山之作,影响了德国民俗学界的学术转向。该书1990年被译成英文,列入《民俗学译丛》系列,由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下文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教授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为英译本所作的序言。

就世界范围而言,工业化和技术化所带来的复杂的民俗变异是如今国际民俗学研究的重点;就国内情况而言,近二十年来,快速的工业化、都市化和技术化进程已经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俗学界也不得不关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日常生活领域的技术事实和民俗变迁。这样的关注使得我国民俗学界开始重新思考和把握民俗学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的学术取向。同时这也成了我国民俗学者积极与国际民俗学者交流和互动的契机。1961年德国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出版了学术专著《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并在德国、美国民俗学界引起了广泛的阅读和讨论。终于,户晓辉先生在2011年先根据德文译出初稿、参考英译本进行了修订,最终在2014年完成了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生活》一书的译介。该译本打开了一扇了解德国民俗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窗户,搭建了一道中德民俗学学术交流的通道。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该书的论述和评价大约有10篇。

  《科技世界中的民间文化》英译本可谓姗姗来迟。当原书于1961年出版的时候,英国和美国的民俗学主要刊物都未有评介。七年后,当美国的学者开始讨论城市民俗经验时,也没有任何人提及鲍辛格的这部开山之作(参见1971年阿莫里克帕利德斯等编、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城市经验与民间传统》)。尽管在七十和八十年代城市民俗和城市民族志的研究日趋增长,在英语民俗学刊物上对该书提及引用仍旧寥寥无几。然而在德国,该书初版25年后,坎波斯沃勒格用流行版式重印此书,显示了它的生命力以及对学界研究取向的参考价值。英美的民俗学者对鲍辛格的理论研究孤陋寡闻,未曾从中获益。语言的障碍又一次阻隔了民俗研究的交流。

2013年户晓辉发表了《民俗学:从批判的视角到现象学的目光以〈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为讨论中心》一文。丹•本-阿莫斯在英译本的前言中高度夸赞了鲍辛格在现代问题上的民俗研究路径.查尔斯•H•兰瑟在专门的评论文章中首先对《技术世界中的民间生活》的行文结构进行了分析、概括介绍了四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并着重提到了鲍辛格的民俗研究对象是民间文化,研究地域指的是从郊区、孤立的村庄和社区到城市地域或地层。

  过去三十年城市民俗研究日渐红火的态势,居住/工业化/公司背景、当代传说、大众文化、民俗复兴、奇风异俗展示及商业化等话题的讨论,证实了鲍辛格的理论探索对当代研究的价值。当上述各个方面分别成为无数分析和描述研究的探讨对象时,只有鲍辛格试图将它们纳入到一个统一而系统的理论框架内,将之作为科技世界的反应物。面对突飞猛进的科技世界,许多人哀叹传统社会的消逝,鲍辛格则指出:当人类环境发生变化时,传统会有形态的变迁,但却不会消失。与传统瓦解论相反,他提出了一种科技世界中传统文化的扩展理论。

澳门太阳集团网址,以上几篇文章或从方法论、或从民俗学转型的角度对《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进行了简略的转述和评价,还有一些文章2010年松尾幸子的《德国民俗学的发展和现状》、沃尔夫冈卡舒巴在《欧洲民族学导论》中的《关于民俗主义:面对历史转折的德国民俗学》2014年王杰文《超越日常生活的启蒙者—-关于经验文化研究的理解与批评》等文章简略地提到了该书的学术背景、章节内容、研究意义。

  基于此,这是一部富于革命性的著作。鲍辛格将民俗研究导入当代社会,直面当下社会的变迁。他剥去了对民俗的浪漫情思和对传统生活的美化,在他的理论中,有着拥挤的街道、污浊的空气、种族杂居的城市,与开阔的田野、晴朗的天空、传统的村民一样,构成了民俗的自然环境。表现为思乡怀旧并成为民俗研究动力的城乡间的紧张关系,在鲍氏理论中变成了科技世界的一种功能;同样,作为民俗学关键概念的传统,并非作为民俗的起因而是作为结果获得意义。传统不是作为悠久的知识和价值观念通过语言、艺术、音乐代代相传,它常常状态混乱,在变化的压力下趋于分解;人们努力通过新的仪礼、展示、各种形式的娱乐,或通过复古以重建维持之。鲍辛格远在埃里克
霍布斯鲍恩和特伦斯兰杰(1983年出版的《传统的发明》一书的编者)之前,就将传统视为一种文化建造而非文化承继。

但以上研究都是简略地介绍文章的内容或者方法而很少细致的分析该书中的民俗研究的实例。本文将细致的追踪赫尔曼鲍辛格文中的民俗研究的实际案例,弄清楚他倾向的民俗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鲍辛格著作中涌现的见解,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新鲜感。其中三个突出的观念是:民俗的非民族化、扩展化和商品化。民俗在时空和社会维度上的扩展化是鲍辛格致力分析的主要观念,而非民族化、商品化的概念,其意义亦不在扩展化之下。

第二章 舆论的气候

  非民族化并不是指传统文化中一种民俗的进程,而是指一个现代社会对待民俗的应有态度,它反映了社会对民俗的一种评估(在此是低估)。民俗曾被当作是一个民族立国之本,鲍辛格则认为,作为正确论析的前提,必须低估民俗的民族意义。与浪漫主义的理解相左,他倡导将民俗研究作为一种分析理解人类行为的途径,而非发掘国家民族地位的工具。源于人文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的民俗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已经渗入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之中。浪漫主义将民俗视为民族精神的源泉和表现,现代某些执政党则歪曲浪漫主义的原意,用以荼毒其他民族。鲍辛格认识到,为了将民俗学从狭隘民族主义的魔掌中解救出来,特别是考虑到它曾被纳粹德国所利用,必须将之非民族化,脱离民族观念的干系,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问。鲍辛格倾向于将民俗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在《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里》卡尔贝克尔在开篇强调了一个概念叫舆论的气候。它指的是论据左右着人们同意与否之取决于表达它们的逻辑如何,远不如取决于在维持着它们的那种舆论气候如何。延伸开来就是要进入到《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除了要清楚地知道赫尔曼鲍辛格在文本中是如何界说与论述的,还必须要了解赫尔曼鲍辛格文本之外的整体舆论气候,因为只有在对当时及其著作发表以后的社会文化情况和学术语境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之时,才能更精准的把握其著作的学术思想。

  由于这一选择,鲍辛格将民俗学引入了以往较少涉足的跨学科交叉地带。社会学家们对民俗学的价值不屑一顾,而民俗学家们也大都没有意识到社会学之于民俗研究具有的理论分析潜能(见肯尼思汤普逊:民俗学与社会学,载《社会学评论》1980年28卷,249-275页),甚至鲍辛格本人在他的文化分析中,也并未运用任何社会学的理论或方法。鲍辛格设想两个学科可以在同一个主题上结盟:城市。对民俗学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社会学却已涉足多年。这一共同研究领域的提出,使得社会学而非人类学可以从中受惠。现在这两门社会科学的领域正在转移,农村社会学和城市人类学已是根基稳固,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城市化、现代性、高科技等话题所左右,使得社会学变成了鲍辛格更适合将民俗学非民族化的学科领域。

1959年赫尔曼鲍辛格完成教授资格论文,这是在德国大学获得教授职称的前提。然后论文提交给图宾根大学哲学系被若干以语文学见长的德语言文学教授评议通过,于1961年正式出版。现在来评价这本书的话,它无疑是德国现代民俗学转型的先兆和预示。鲍辛格出生于1926年,与许多同龄人一样,他也不可抗拒地被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残酷狂流中,期间还被俘虏进了战俘营。作为幸存的遗留者,他于1948年开始进入图宾根大学德语言文学系,开始初步接触方言和口头叙事,这也是他后来转向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和机缘。战后,整个德国社会开始反思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种种问题,这种反思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达到顶点。人们都在讨论如何消除国家社会主义的余毒和防止纳粹分子的卷土重来。作为被纳粹利用的浪漫主义的民俗学当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德国民俗学发源于德国民族国家初建时期。18世纪末,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市民阶层对德国仍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由许许多多封建制邦国构成的松散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现状十分不满,要求建立民主的、进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在这时,赫尔德民的概念刚好迎合了这种需求。赫尔德认为民众有超越个人的个性,在民众身上能够探寻到一种悠远又隐秘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样就为德意志民族的松散的、分裂的民提供了一个成为紧密共同体的内在内容。这种古老又本真的民族精神的主要载体是民众的语言和文学艺术。延续着这种思路,早期民俗学者利用历史学的方法积极回顾过去、追根溯源、搜集民俗资料,企图寻找和建构民族共有的精神遗产。这种一种带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色彩的做法。民俗学家在探讨民俗事象时,总会不由自主的将民俗的源头追溯至中世纪或者更早的时期,努力建构和寻找历史中的文化传承序列;具体表现为把民俗和日耳曼文化传统勾连在一起,把民俗事象解释为德意志民族性的表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时期,纳粹党十分疯狂的进行所谓纯粹的雅利安种族研究和日耳曼文化传统研究,并拿相关的民俗学专业知识作为理论支撑对
非我族类的犹太人进行屠杀和迫害。此外,纳粹党人征用了民俗学者对纳粹党员进行培训和教育,帮助宣传和推广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巩固和加强纳粹意识形态。纳粹政权也正是利用了这种民族共同体、观念鼓动人们进行疯狂的社会行动。当时的希特勒青年团在纳粹青年共同体鼓吹下,出卖了自我意识和独立思想,通过列队、集会和战争毁灭全世界。由此可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时期,民俗学成了纳粹政权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国家机器和战争机器的部件,产生了毁灭性的破坏。

在民俗学当中,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在民俗传统、人民、民族这样的标签之下。几乎没有哪些研究对象是可以对意识形态的内容忽略不计的。鲍辛格已经洞察到了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德国民俗学的问题。他和与他持有相同学术关怀的民俗学家们都意识到要使民俗学这一学科继续存活而不至于消亡,那么民俗学学科内部必须进行反思和调整。

除了上述原因外,1968年的青年运动、技术环境以及对社会政治任务的认可也为图宾根民俗学的现代转型创造了客观前提和舆论气候。

1968年运动席卷了整个社会。人们为了争取更多的自由和公开性而控诉,资本主义的工作和消费社会的生活形式受到质疑。对国家社会主义往日罪责的严厉清算也在这场运动中达到了顶峰。从柏林到图宾根到处都有大学生们上街表达他们声音嘹亮和充满激情的抗议。在校园内,学生们的反抗行为从根本上点燃了关于学术与社会的讨论,关于大学制度的讨论,关于谁为谁从事怎样的学术研究等问题的讨论。具体到图宾根大学青年民俗学学者的行为则是厌恶城堡生活式的学习状态;抨击传统民俗学即赫尔德和格林兄弟奠定的浪漫主义民俗学传统,反对简单机械地搜集、分类、保护民间文化材料;他们要求关注当下实际的民间生活,发出但愿民俗学是一门社会学科的呼声,努力将民俗学变为一门社会学科,朝社会学转向。马克思主义也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当时民俗学的政治倾向和学术景观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图宾根民俗学出于这样一种学术兴趣,开始将无产阶级和工人文化纳入到考察范围。

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德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笃信技术的时代,技术的成就已经进入到每个家庭,技术世界的未来既让人期待又让人忧虑恐惧,人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仿佛被精确地设计出来。此时围绕着技术的争论,触动了时代的脉动。处于技术时代的鲍辛格无法忽视民间文化与技术的互渗。在过去民俗学研究将工业社会排除在外,在民俗学转型时期,鲍辛格表现了他对现代世界中技术与生活紧密联系的极大兴趣。这是他对旧民俗学的叛离,也是他对传统民俗学将所有技术因素排除在外的抗议。

在学科内部原因和社会外力的推动下,鲍辛格所带领的图宾根民俗学研究所完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转型。在1971年,图宾根民俗学研究所更名为
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研究所。研究所以经验为基础的,以当下为指向的研究方向正式确定下来。

再回过头来看,《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已经显示出了鲍辛格及其带领的图宾根大学民俗研究所的新方向和新路径的大致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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