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影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从未如当代一般无远弗届。从中国民众视摄像机为高级、昂贵且象征特定身份地位的影像权柄,到人人都可以用手机拍摄一段影像并上传到某个视频网站与友人分享,也不过是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在这一影像纷繁浮躁的时代,回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志电影史的学术脉络,或可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百年变迁提供另一道凝视的目光。

  中国影视人类学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中,得到快速的发展,在诸多层面取得一批重要成果。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还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总结已有的成果,提出尚待解决的问题,将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及完善起到有益的作用。

澳门太阳集团网址,  民族志电影有两种解释之义。狭义的民族志电影专指影视人类学学科体系中的动态影像作品,也就是基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创作的影像民族志,侧重于学术表达,是一种供学界内部展示、分享与讨论的研究成果。广义的民族志电影则包容更多符合大众观赏习惯、具有公共文化价值的影片,主要以族群或区域的社会结构、文化生态、生计模式、宗教信仰等人生事象为拍摄对象,意在用视听语言深描与阐释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无论狭义还是广义,民族志电影都与主要追求艺术与娱乐价值的主流电影有所不同。民族志电影更强调作品的文献性、传承性与学术性,更多体现电影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承载体的视听媒介属性,特别是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相结合,形成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电影特征。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 影视人类学 人类学影片   
  作者:王海飞,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地址:兰州市,邮编730020。

  正因身处学科边缘,民族志电影长期面临研究薄弱的学术困境。电影学界通常将民族志电影视为纪录电影的一个组成部分,倾向于探讨其艺术形式、审美价值或叙事机制,较少关注其人类学理论背景与民族志调查及创作方法。人类学界虽设有影视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但囿于从业者较少、学术力量单薄,对民族志电影的研究多止于经验性总结或方法性归纳,未能建构出一套分支完整、史论完备的学科体系,特别是有关中国民族志电影近百年的发展史的研究存在诸多空白点,如无细致的梳理,难以夯实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基础。

  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建立在人类学和影视学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中,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发展很快,取得了大量成果,同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凸现出一些认识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近年来,这些成果和问题正在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但从宏观角度对此进行理论阐述的论著却显得有些匮乏。本文拟以时间为纵轴,以研究方向或成果为横轴,从两个视阈对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做一综述。
     一、近三十年来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总体发展   
  中国的影视人类学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1957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急剧变化。国家组织全国各民族研究机构、大专院校进行民族大调查,同时决定拍摄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记录片。拍摄任务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承担,共摄制了21部影片。以电影手段记录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状况,制作具有人类学或民族学性质的影片资料,这是我国影视人类学学科的肇始。
  1978年,中国影视人类学在沉寂多年后得以复苏,以电影胶片的形式,生产出一批民族志电影,并开始相关的理论研究。随着上世纪80年代电视在我国的逐渐普及,电视手段以更便捷实用的操作性和更低的成本投入促进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大量电视形式的人类学影视片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民族研究部门、高等院校、影视单位、音像公司等机构纷纷进入到影视人类学片的生产行列中。进入90年代,影视人类学在学科理论建设和田野实践两个方面均取得长足的发展,我国拍摄的影视人类学片在国外大量展演并获奖。
     (一)影视人类学的快速发展(1978年一80年代末期)
  1978年,曾参加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拍摄工作的杨光海先生,呼吁在新形势下组织和集中必要的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继续摄制处在过去不同社会阶段上的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诸形态,有系统、有重点地反映和记录各民族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文化遗产。这是在我国学术刊物上首次讨论人类学影片的文章,也是中国影视人类学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界碑。随后,杨光海先生与其他合作者在1978年7月至1980年8月,同时拍摄了《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等五部影片。杨光海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结束了委托电影制片厂拍片的历史,开始独立拍摄人类学影视片。
  同时,人类学影视片的拍摄开始出现多方参与的格局。这里,首先要提到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这是我国唯一一个以民族命名的电影制片厂,始建于1958年7月。从1983到1987年,该厂先后拍摄了《博南古道话白族》、《纳西族和东巴文化》、《泸沽湖畔的母系亲族》等涉及云南17个少数民族的18部影片。
  云南省社科院自1987年起开始筹建影视人类学研究摄制中心,致力于抢救拍摄云南及周边正在逐步消失的各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资料,拍摄制作了《生的狂欢》、《哈尼族》、《西盟佤族边寨日录》等纪录片。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电影组更名为影视民族学研究组,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摄录设备,先后摄制了《施洞苗族的龙舟节》、《黎族妇女的纹身习俗》、《哈萨克族的葬礼习俗》等人类学影视片40余部(集)。
  中央民族学院(后改为中央民族大学)1983年派出摄制组到新疆柯尔克孜族自治州拍摄了《柯尔克孜族》10集系列片。1985年,又在广西百色地区摄制了《白裤瑶》,该片在法国1986年真实电影节上获提名奖,这是我国人类学片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亮相。1985年后至今,中央民族大学已完成涉及17个民族的40多部(集)人类学影视片。
  中央电视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拍摄涉及少数民族生活的纪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唐蕃古道》等,并于1983年10月2日开办以反映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为主要任务的栏目《兄弟民族》。以陈汉元、刘效礼、孙增田等人为代表的电视编导在这一时期创作出大批影视人类学作品。云南、四川、贵州、甘肃等省的电视制作机构也纷纷加入到人类学纪录片的制作行列中,创作出一批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电视纪录片,如1986年甘肃电视台摄制的《啊,青青的阿万仓》,就属于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电视纪录片。同时,还有一些社会力量、民间力量也参与到有关人类学题材的影视创作中。
  改革开放后,中国影视人类学开始生产出大量有关民族文化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民族影视片。但真正称得上影视人类学片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余则可以称为包含有人类学信息的民族影视作品或表现、宣传民族历史与现状的影视专题片。这些影视片的制作者大多是影视工作者或电视台记者,而非人类学学者。他们的创作更多地是遵从影视片、宣传片的创作规律,用新闻的或艺术的手法来表现被拍摄民族,关注的是可视的、生动的和观众会感到新鲜好奇的内容。所以,这类影视片往往忽略了人类学所重视的现象之后的原因、有意味的仪式、民族活动细节、民族社会结构本质等内容。不过,正是社会多方力量的介入,才使影视人类学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为影视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中国民族志电影发轫至今,大约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清末,止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最早在中国从事带有民族志意义的电影拍摄者多为旅华的外国人士,如外交官、探险家、传教士或学者。目前确知的第一位系统拍摄中国社会民俗与文化风貌者,为法国驻昆明总领事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为方苏雅)。他曾于19031904年在云南拍摄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电影资料,内容广泛,蔚为可观。此外,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于19271928年拍摄其在中国内蒙古、甘肃、新疆沿线的科考见闻;英国人类学者艾瑟尔林格伦于19291931年摄制有关大兴安岭诸民族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的电影素材;德国学者恩斯特塞弗尔领导的考察团于19381939年在西藏拍摄了4.4万英尺有关高原自然生态与藏族社会生活的电影胶片;挪威传教士卡尔莫特森也在1947年摄制了一部带有陕西地方特色的彩色纪录片《安康》,记录这座小城的日常生活与基督教传播活动。这些以外来者视角注视和记录的活动影像,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非常罕见且富于民族志价值的历史文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业界与学者在民族志电影领域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凌纯声、芮逸夫两位教授与摄影师勇士衡合作,在1933年赴湘西进行苗族、瑶族调查以及1934年赴云南考察傣、彝、纳西、哈尼诸民族时,特地拍摄纪录电影,正所以求真,而保存其文化之特质也。时任金陵大学教授的孙明经专长于电影教学与创作,在抗战初期随校西迁成都之后,拍摄了《西康》系列电影,展示这一地区的自然物产、民众生计与民族宗教等内容,是中国电影学人独立制作的里程碑式民族志影片。中国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则在19391941年间辗转川、甘、宁、青诸省,拍摄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及其支援抗战之行动,完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的纪录电影《民族万岁》,公映后曾获得广泛赞誉。20世纪前半叶的民族志电影存世寥寥,能够在当代获得的早期影像资料都堪称宝贵,力所能及地填补空白,是中国民族志电影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使命。

  19501978年,中国民族志电影进入第二个历史阶段,也就是基于国家民族调查工作与民族识别政策开展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影像记录。自1956年开始,在20多年的时间内,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担任出品单位,协同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等电影生产部门,先后摄制了16部反映黎族、藏族、纳西族、赫哲族等多个民族概况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如郭净言,这种以少数民族为对象,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纪录片,尽管受到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却已具备民族志电影的基本特性,应当归属于中国民族志电影的早期形态。由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从未公开放映,其学术价值长期被低估,在当代的研究视域中,应将其纳入国际民族志电影史的整体学术框架当中,运用口述史与影像文本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新评价其学科贡献与历史文献价值。

  改革开放至今的四十年,是中国民族志电影从冷僻到繁荣、从自发到自觉的崭新阶段。随着影视人类学的学科舶来与本土化建设,民族志电影逐渐获得了可以依托和不断拓展的理论框架以及更为广阔的创作与展示空间。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纪录电影作者选择了民族志影像工作方法,如长时期的在地观察与跟踪拍摄、建立合作式的创作关系、对某一文化主题的细致描摹,实现影片的深度表述;另一方面,人文社科知识群体也开始掌握影像工具,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创作出带有学理阐释与文化深描性质的学者电影。特别是在数字影像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民族志电影也进入了一个创作主体多元、形式内容多样的新时期,展现学术价值、促进文化保护以及传承影音文献,构成了民族志电影的基石。

  中国民族志电影作为电影的分支类型,有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与重要的研究价值。追寻其历史脉络,既是中国电影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史上的华彩篇章。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大格局中,中国民族志电影的过往虽曲折多舛,其发展前景却光明可期,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使命。

(作者单位: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民族文化影像传承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