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学者》1月22日文章,原题:中国谋求全球影响力——通过智库中国官媒周二援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新方针称,中国将寻求通过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来促进软实力,到2020年建成“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正在建设性参与国际体系的中国,需要智库发挥更大的公共外交作用。我国智库在组织架构、功能定位、运营模式、成果质量等方面存在不足,社会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不强。中国智库应聚焦国家现实和长远发展需求,全面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与创新成果,扩大国际话语权。提升公共外交能力,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应有之义。

  中国智库目前排名如何?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对全球6500多家智库进行排名。据2013年的报告,美国占到全球前5名智库的3个(另两个在英国和瑞典),占了前10名的6个。而中国最顶尖的智库社科院排名第20。中国只有3个智库(除了中国社科院,还有排名第36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及44名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跻身全球智库50强。即便仅限于“中印日韩的智库”,中国也不及日韩。

正在建设性参与国际体系的中国,需要智库发挥更大的公共外交作用。我国智库在组织架构、功能定位、运营模式、成果质量等方面存在不足,社会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不强。中国智库应聚焦国家现实和长远发展需求,全面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与创新成果,扩大国际话语权。提升公共外交能力,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应有之义。

  所以,北京正寻求提升其智库的国际声望,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一直在谋求与其不断增强的经济政治力量相称的软实力。智库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软实力的一个衡量尺度,也是增加全球影响力的一个渠道。正如中共方针所言: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资源配置不够科学,领军和杰出人才也匮乏。

在国外,智库被视为立法、司法、行政、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做强“第五权力中心”,已经成为中国发挥世界大国领导力的迫切需要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研究小组2013年年初公布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道出了中国智库的尴尬处境。据其统计显示,中国的全球排位已跃升至第二名,拥有429个智库,而美国却拥有1823个智库,是中国的4.25倍。该报告按照综合能力、地区分布、研究领域、特殊成就等类型,对全球智库进行了38项排名推荐,列入其中的中国智库数量只有20个,占该报告统计的中国智库总数的4.7%。虽然这份评估报告未能完全客观地反映中国智库的现状和特点,但发展相对滞后,国际对话能力不强,与国家软实力发展的需要远不相称,却是中国智库不争的事实。

  对此,北京开出的处方是,鼓励打造高端的专业智库。北京还让本国智库扩大国际交流,邀请外国专家参与本国研究机构,并增加与其他智库的国际合作。这是个有意思的建议,因为去年6月社科院曾被指被“外国势力渗透”。此类指责可能让中国其他智库重新考虑增加对外交流项目。在这方面,北京有必要消除混乱不一的讯息。

从公共外交视角看我国智库差距

  中国重塑智库,显然一个主要目标是增强本国的全球影响力。另外,北京还想要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为政策决定出谋划策。但与此同时,指导方针对中国研究机构的限定也非常明确。这会制约中国智库的研究广度,造成学者不太可能放心提出真正大胆的建议。它还会——不论公平与否,继续有损中国智库在海外的形象。(作者香农·蒂耶兹,乔恒译)

从公共外交的视角看,智库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公共外交实质上是一场“思想之争”,而智库是公共外交的“思想工厂”和“议程设定者”,为国家决策提供专业指导和智力支持。二是搭建互动平台,开展“二轨”外交。作为弹性有限的第一轨道外交活动的有益补充和角色替代,智库所承担的第二轨道外交功能有助于国家或地区之间就重大利益问题展开沟通协商、对话合作,有助于测试针对敏感问题的外交举措的可行性与被接受程度,有助于为冲突或争端寻求建设性的处理与解决方案,有助于在外交事务中达成深层次的理解、和解和妥协。三是传播政策理念与价值观,引导和影响公众舆论。智库的这一功能通常经由三层传播模式加以实现,即:将本国的外交理念、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内容通过智库人员与各国学者政要所构建的人脉关系网络进行人际传播;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合作研究、交流项目等形式进行组织传播;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借助新媒体的力量进行大众传播,以引领舆论导向,影响他国的外交政策,构筑本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我国智库若要强化公共外交功能,发挥更大的公共外交作用,宜对照上述方面找差距。

首先,在建言献策方面,智库作为“思想工厂”,其生存的根本在于思想的生产以及思想的质量。尽管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内的各级决策机构经常就国内外重大议题邀请专家授课、听取意见,智库专家也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但总体而言,智库的研究成果还远不能满足国家决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较于西方,我国智库高端人才少,创新产品少,直接服务于国家“四大角色”——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的成果少,在前瞻性研究、战略性研究、对策应用性研究以及国别、地区和人物研究等领域更显不足。

其次,在“二轨”外交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智库已经将功能扩展到参与预防性外交、敏感问题磋商、冲突处理与争端解决之中,不断提出和应用新思想,推动协商沟通,充当外交政策的助推器,承担公共外交实践者的使命责任,更在其中体现出积极作为、灵活运作、婉转迂回、潜移默化的特质。反观中国智库,虽然与部分国家建立了交流机制,并且越来越多地涉及到重大和敏感内容,但在整体外交实践中,仍缺乏主动的应对博弈策略与长远谋划布局,“二轨”外交成效尚不理想。

第三,在影响舆论方面,根据材料显示,各国智库十分重视开展有关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外交、军事和人物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并通过多种渠道将其成果、思想和倾向性观点传播推广到中国,影响大众舆论和公共决策。有的国外知名智库甚至直接参与了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改革方案和政策研究。国外智库通过组织学术活动或设立专项访问研究计划,邀请中国专家前往国外智库开展短期访问研究,还在华直接设立研究中心,搭建思想传播平台。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都在中国设立了研究中心。而中国智库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有重大决定意义的地区安全、外交关系模式、金融体系、贸易规则等方面则缺乏观点和创见,对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议题的贡献力有限,中国智库专家们似乎主要是在使用知识而不是创造知识;在规模与效能上,与西方庞大的智库集群相比,中国有智库却没有品牌,有智库却没有智库群,显得分散和零碎,形不成公共外交的合力;在国际事务的话语体系中,中国智库专家在国际组织或会议上少有机会阐释政策、表达观点,在国外主流媒体上露面少、声音弱,缺乏对本国政策理念、价值体系的系统转化与有效包装,缺乏与境内外媒体沟通交流、整合运用新媒体等传播方式的意识与经验。

www.8722.com,强化中国智库的公共外交责任和功能

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呼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大发展。中国智库肩负着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大使命,研究解决国家发展和崛起中现实和紧迫课题的任务,和行使公共外交功能,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责任。中国的快速崛起,又为智库开展公共外交创造了强大的需求、有利的条件和施展的舞台。

中国正在用更坚定的自信、更谦卑的姿态、更宽阔的胸怀与世界打交道,这就要求我们的智库和专家积极、及时、准确地宣扬中国的大战略、传播中国的声音。从胡锦涛同志提的“四力”——“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到习近平主席说的“三要三让”——“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中国的大安全观正在构建成型之中。不久前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李克强总理用筷子的形象比喻,指出各个国家对于本地区的安全稳定都负有责任,只有互信、共存、合作才能维护地区稳定、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语——“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显示中国将以感恩之心回馈世界,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努力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国家领导人上述一系列的对外重要宣示,通过智库和专家的解读分析,不光让外界听得到,听得懂,而且愿意听,有回应,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的认真对待和热烈响应。

智库要加强公共外交能力,必须打好基础,聚焦于中国面临的全球挑战和重大现实课题,生产出高质量与创新的思想产品。比如:如何加强公共外交,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如何适应、影响、改变和制订国际规则,建设性地塑造国际体系;如何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走出一条避免传统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如何维护日益扩大的国家利益;如何抢占国际道德制高点,影响并引导国际舆论;如何介绍推广中国的价值理念、发展和治理的成功经验,宣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化解外界的误解疑惑,塑造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如何凝聚社会共识,争取国内民众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支持等等课题,都需要我们的智库进行专业评估,为政府机构提供全面、专业、具体的政策选择方案,同时还要直接参与到成果发布、思想推广、媒体引导、沟通游说等公共外交实践中去。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各国更加期待中国对本国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外交决策、国情经验、发展动态以及决策背景等提供更多权威解释,对各种外界看法和疑问做出系统说明。中国强大了吗——侥幸还是必然的成功?富起来的中国变得傲慢了吗——中国到底在追求什么?中国变得富于侵略性了吗——遏制还是与之共处?还有哪些难以应对的挑战——中国有朝一日会被拖垮吗?繁荣和稳定的中国会回馈世界吗——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又分别能得到些什么?国外提出的诸如此类问题,中国的智库和学者都有责任及时予以回应。海外有关中国的和平崛起、市场潜力、实力增长前景、在世界的自我身份认定、国家利益的定义、价值观、还有中国的外交理念、地区影响力、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外贸依存度、企业
“走出去”、孔子学院、领土争议等方面的疑虑、误解、曲解,中国的智库和学者都有义务予以解释,用有说服力的成果,来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若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任由不实、不全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和思想流传,则是我们智库和学者的最大失职。

打造一支能走出去的智库专家队伍

智库专家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实践者。智库优秀人才若能更多地走向世界,有利于沟通思想、承载文化、传播知识、收集信息,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终有一日成了气候,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所以说,要做大、做强公共外交,必须打造一支能走出去的智库人才队伍。

要紧密跟踪国际学术前沿问题,完成高水平的研究工作,要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文章,扩大影响,要及时发布、向国外推广智库研究产品,要走出去与国外官方和民间交流对话,要开拓进取设立海外研究中心等等,都离不开高水平、高素质和国际化的智库专家的亲力亲为。而正是缺乏众多这样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严重制约着中国智库“走出去”。

因此,我们要乘习近平主席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批示的东风,以人才为中心进行智库创新。一是优化组织机制和管理模式,公平配置学术资源,淡化政府财政投入色彩,减少行政化干预,按科学规律办事,鼓励协同创新,最大限度地调动优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坚守智库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保护科研人员的学术独立性,杜绝学术腐败,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和实践价值,提升我国智库体系的整体公信力。三是改变衡量标准,不用机构的属性、单位的归属、大楼的面积、人员的数量、专业的种类以及硬件的优劣来衡量智库的长短,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培养自己的国际知名学者和顶尖人才上去。四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制度,将人才流动起来,智力发挥出来,使智库为决策服务的道路更为通畅,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搭起桥梁。五是吸引和选拔优秀学生进入智库,尤其是专业知识广博、外语语言基本功扎实,具有国际视野、良好的跨文化沟通和交际能力,了解和熟悉国际事务运作规则,具备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

“未来的帝国乃是智力的帝国”,丘吉尔在二战后的预言如今已然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国家间的竞争成为智力的大比拼,人才的大比拼。全球智库在公共外交领域的较量,归根结底落到人才竞争上,
谁拥有数量多、素质高、具有开拓精神和富于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人才,谁就能把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陶 坚: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单 娟: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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